侵犯知识产权罪所侵犯的对象包括著作、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等。我市公安经侦部门近几年所侦办的侵犯知识产权类案件主要集中在侵犯商标权和商业秘密等违法犯罪上。从办案实践来看，当前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普遍薄弱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不仅损害权利人的利益，也破坏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假如姑息纵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必将严重危及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是，当前多数企业对“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在经济生活中有何作用?如何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还是一知半解，知之不多，以致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相当薄弱。如我市企业的主流是民营企业，而其治理方式多为沿袭创业之初的家族式治理模式，尽管近年来在树立企业现代治理意识，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水平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是对于保护知识产权这一无形的资产方面熟悉不到位，措施相当乏力，有的企业铤而走险，或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或假冒他人商标;有的企业苦心经营的名牌商标或域名被他人抢注、或商标被他人假冒，危害后果都相当严重。非凡是有些企业、人员还存在错误熟悉，认为侵权假冒能创造效益，“繁荣”地方经济，保护知识产权非凡是异地企业或涉外企业的知识产权，是在束缚本地企业的发展，或者认为保护知识产权仅仅是为了国际关系，进行外交斗争的需要。由于熟悉上的偏差，措施上的乏力，导致了大量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
(二)刑事法条过于原则抽象，司法实践适用困难
目前，我国制定和出台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以及相关解释性规定还是比较详尽，但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还存在许多漏洞，尤其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起步较晚，刑事立法中的有些条款规定过于原则抽象、笼统简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难以操作，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知识产权措施的落实。比如，在办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追诉标准要求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0万元以上应予追诉，但往往在实际办案对于直接经济损失很难统计或者难于取证。又如，由于熟悉的不同，很多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往往简单适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法律条文，都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知识产 权专有性的刑事保护。此外，在去年底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过程中，由于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法律术语及其证据规格熟悉存在分歧，造成在认定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非法经营数额”难以统一，出现了“‘标价’、‘市场中间价格’的认定是以刑事执法部门获取的证据来认定，还是必须以价格认证部门的鉴定为准?”、“侵权产品制造者陈列厅等地方的陈列品标价能否直接作为定案的标价?”、“‘市场中间价格’牵涉到生产经营的多个环节，各个环节的市场价格不同，甚至相差悬殊，实际委托评估操作困难，如何认定?”等问题，歧义较大。
(三)犯罪智能化、专业化趋势明显，执法办案难度不断加大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属于智能型犯罪，犯罪方式日益隐蔽，犯罪手段日益多样，打击难度日益加大。如目前出现的利用网络侵犯商业秘密、侵犯新型科技产品等智能化、科技化水平较高的案例，表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正在向专业化明显、科技含量高的犯罪形态发展，传统侦破工作面临着严重挑战。反观我们的执法办案水平，普遍存在办案人员专业知识肤浅、办案经验匮乏，地方保护主义等干扰因素较多，侦办知识产权违法犯罪水平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如在侵犯商标权的违法犯罪活动中，违法犯罪嫌疑人普遍采用在交易中不设帐册、不出具票据和现金交易、异地结算等手段，造成公安机关发现难、取证难、抓捕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打击的力度、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四)案源渠道不畅，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不紧，严重影响打击效能
从办案实践看，公安机关查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的渠道不畅通，存在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立案情况与实际犯罪的发生情况不相协调的状况，接报、侦办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有公安的奖励机制不健全，举报人不愿意向公安机关举报;刑事制裁门槛相对高，被侵权人向行政执法单位报案多，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少;因对鉴定、估值等执法证据的熟悉不同，行政执法单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少。此外，由于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执法机关双方工作侧重点不同，对案件处理方法也不同，缺乏及时沟通，贻误了破案的最佳时机。比如公安部门在接到工商部门移送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时，由于双方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六条第四项所规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理解不同。
因此对于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和标识的鉴定和涉案物品的估价等应由哪个部门进行鉴定和估值等存在不同看法，造成了办案时间的延误，加上制假者往往在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或一改原先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调查时的说法，或隐匿相关罪证甚至逃匿，使得公安部门很难获得造假者涉嫌犯罪的相关证据，大大增加了案件侦办难度。诸如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安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效能。
